半岛全站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国的新闻院系已经构成一套课程体系框架。高等教育的学科架构决定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其具体内容则落实在学科专业框架下的课程体系安排上。

　　处理好同一学科框架下不同专业课程体系间的关系。新闻传播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本科阶段具体的专业主要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以及出版等，这些专业的课程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课程体系的优化改革，首先要处理好不同专业课程体系问的关系，其实质则是涉及对通才与特色关系的理解问题。笔者认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重基础、宽口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其中的“口径”．则要体现在不同专业课程体系间的交叉和融合上。

　　处理好专业课程体系内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比例关系。对于专业课程体系内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比例问题，美国的新闻教育界也一直有争论，产生了两种培养模式：

　　一是以语言文字等人文学科为基础。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二是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哳闻人才的理论素养和职业技能并不矛盾，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在沿袭美国学院式新闻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寻求与职业训练模式之间的平衡。笔者对长三角地区几所高校新闻传播学课程体系作了考察，各校的课程体系大同小异：公共基础课程约占40％：专业课程以及毕业实践等课程约占6O％。笔者认为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公共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可以适当减少公共基础课程的比例，扩大专业课程比重。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专业知识的涉及面。

　　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动态化。当前很多高校在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上，对不同课程的课时数整齐划一．但是媒介融合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传播理念和模式、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因此高校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设置上，要注意动态化，实现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设置。首先是主干课程的适应性调整，主干课程应该是全国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的通用课程，既要突出技能型，又要在理论上注意与研究生阶段的衔接：其次是对非主干专业课程的调整，高校应该结合自身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效果的实际情况．对专业模块的课程设置加以定期的调整．加强跨媒体类的课程建设．而不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媒体类型。

　　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在某种意义上来看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传播平台成为新闻的采集者和传播者，同时新闻从业人员对媒介融合技术的依赖性也逐渐加强。那么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体现其专业性?如何在有效驾驭媒介融合技术的同时又不沦为媒介的奴隶?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在新闻人才培养时，应致力于提升新闻传播的专业地位。

　　加强职业理想教育。2005年11月，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明确地认定和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这一共识下。高校在新闻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职业理想教育，以人文精神为导向，培养其追求真相的执著精神，增强其法治意识、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充分认识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他们应该是社会舆论的先导，是社会正义的坚定守望者，是教育人民的先生。

　　不断夯实基本的新闻专业素质。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先行者黄远生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笔者认为这一要求在媒介融合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能凸显新闻从业人员专业性。因此在新闻人才培养上．应该不断夯实基本的新闻专业素质．始终把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能力摆在专业教育的重要位置，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中加以体现。

　　着力培育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灵敏的新闻嗅觉源于其优秀的思辨能力。这样不仅能善于发现新闻，更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履行社会的守望者的职业使命。在新闻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注意史论结合，一方面必须以“理想”的姿态传授新闻理论，让新闻学生拥有崇高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另一方面还需以“质疑”、“批判”的精神，让学生能够直面现实，对社会抱有清醒的认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通过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形成新闻学学生的专业视域，从而让学生获得深度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素质。⑨

　　加强与媒介融合教学和研究相应的“硬体”建设与媒介融合教学和研究相应的“硬体”建设，是媒介融合理念下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础保障。国内新闻院系现有的教学实验设施基本上都是基于原有的新闻传播格局建设起来的，其理念与运作已远远落后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c6峨国高校在推进这一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整合各方资源，灵活多样地展开。

　　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认为，媒介融合实验室应具备多功能、可扩展、融合性的特点。当前很多高校的新闻学院都已建成新闻专业实验室．规模不一而足，但是很多都停留在媒介技术设备的堆砌上。笔者认为，在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不能盲目地求大求全，应立足于自身教学研究的需要，首先要增强其教学效果的体验性，满足老师在课堂上的教授内容．课后学生就能在实验室里转换成自己的成果．刺激其学习热情和实践感知。其次也要满足教师的科研需要，为教师提供足够的研究设备、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此外，实验室在教学科研之余，不应束之高阁，还应该大胆地“走出去”，与行业积极接轨，采用租用等方式，提高其使用效率，促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推进传媒业界实训基地建设。当前新闻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危机，就是在毕业生的市场评价方面，颇多用人单位对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的实用性提出质疑。要使刚离校的新闻专业学生快速上手相关业务，需要高校和传媒业界携手合作，共同培养，其主要方式就是积极推进传媒业界实训基地的建设。业界实训基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平台。这个平台使得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比较容易地接触和深入了解行业，既有技术层面。更有产业经营理念层面。同时对于业界来说，提供实训基地，不仅是自身社会责任的体现，还能优先发掘优秀的新闻人才。笔者建议，对于处在传媒业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应该在实训基地建设上先行一步，积累宝贵经验。

　　推进校内专业实训项目建设。除了媒介融合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新闻传播教育机构还必须积极推进校内专业实训项目建设。特别是对于处在传媒产业不发达地区的高校而言，应该充分利用校园自有各类媒介资源和媒介设备。整合新闻传播类专业优势，开展新闻传播实训项目。专业实训项目在实行的时候，要注意与业界接轨，参照产业实际进行架构。其具体的开展形式则可以多样化。这类实训项目可以是模拟化的。也可以由学校牵头，面向校内的传播业务进行实体化运作。

　　当前媒介融合师资匮乏的矛盾比较突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熊忠辉等曾指出：当前的许多新闻传播专业，师资队伍在新闻传播学养和实践方面的积蓄不丰厚，许多教师是由大文科专业转向过来的，有的专业点甚至没有一个接受过新闻学历教育或从事过新闻实践的教学人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师资结构的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让专业教师“走出去”。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专业教师队伍必须树立起终生学习的工作态度，在知识扩充的过程中要突破自己的专业局限，建立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观，积极地“走出去”。“走出去”既包括与其他专业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外出进修，又包括到业界加强实践经验方面的积累。对于前者当前新闻传播教育界已然成常态．而后者目前也已有不少高校对此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地处苏北的几所高校的新闻院系。轮流把专业教师派到当地电视台等媒体挂职锻炼，为期一年到两年不等。获得了极好的反响，其教学效果更是得到巨大的提高。把业界人才“引进来”。高校资源的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那些资源较为丰富的高校，在面向业界人才引进时可以兼顾专业学养和业务技能。而对于资源相对缺乏的高校来说，还是应以突出其媒介业务能力为主。现阶段新闻院系在从业界引进人才的时候，还面临一些体制上的障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实务型师资的来源是新闻业界，而业界和高校对人的考评标准完全不兼容。即使是平移过来的教授要想在高校站住脚，适应高校的考评体系，也要经过艰难的转型。”⑦这些体制性障碍，对引进业界人才是相当不利的，急需相关机构加以解决。专家讲座常态化。经常性地邀请活跃于新闻传播业界的专家和学者，为学生举办专业讲座，是对新闻人才培养师资力量的重要补充。媒介融合背景下，讲座的内容必须多元化，既具备充实课程的前沿性，又要有很强的实用性，应该尽可能地把这类讲座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并逐渐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线]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1]陈昌凤.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认证指标:设定价值取向和教育目标[J].国际新闻界,2006,(12).

　　[4]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半岛全站，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主权、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公务员之家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体育教育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体育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竞争性、激励性的社会文化，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在受到全世界追捧的同时必然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大众媒体对体育新闻的传播力度越大，体育信息的传播量也随之增加。体育教育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蓬勃发展，各类体育赛事如夏季、冬季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以及各单项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国际综合和单项性重要体育赛事，在各类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媒体的力量功不可没。回顾我国大众体育的传播状况，发展体育教育，预测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开拓视野，确定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选定发展目标以及采取相应举动，避免在前进道路上走弯路，发展“中国特色”的大众体育，将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坚持方向。全民体育教育是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具有中国特色战略思想的“体育强国”概念最早在1983年原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提出，而正式被重视则在2008年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得以体现，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体育强国的内涵和本质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发展符合时代精神的体育教育理念。这个理念不是单纯的指在体育竞技中的领先，而在于体育教育理念是否具有科学性、可持续发展性，如中国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和国甲等是将市场经济与体育赛事完美结合的探索；二是全民体育教育发展的质量。纵观世界体育强国，无不具备高质量的体育竞技水平和全民体育素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正式提出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借助大众体育传媒的力量，我国体育教育事业正向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体育运动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事业的关注度愈发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体育运动全球化交流也逐渐加深，大众体育传媒承担了对外传播中国体育内容和对内增进国际视野的双重任务。由于体育是面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受众，媒体需具备影响力才能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建立起社会公信力，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从我国对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和世界杯等国际顶尖赛事的转播和内容报导，让国内受众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国际体育水平情况，反过来，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龙舟、武术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项目也在向外展现其独特魅力，传播了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所以，体育事业关注度的提高促进了体育运动全球化的发展和全民体育教育素质的提高。体育教育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体育强国也是我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内容，是无数人的中国梦。完善体育新闻信息内容，完善全民体育传播媒体。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新闻内容和大众媒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大众传媒是大众体育新闻传播的最佳载体，完善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媒体，完善体育新闻内容，有利于推动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把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相应的体育传播方式则主要以体育新闻栏目、体育赛事直播、体育专题报道以及与体育娱乐节目等组成。此外，我国发展体育教育事业以来，涌现出许多体育新闻媒介，但对受众群体缺乏较为明确的定位，实际受众面单一，在传播时长和内容信息量上远远不及其他新闻节目。模糊的定位和乏善可陈的信息导致较低的关注度，限制了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力较弱、传播覆盖面较小，不能有效实现向受众实现传播、引导、教育的作用。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存在的不足。虽然我国体育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但在个别方向存在传播的偏差，要实现大众体育传媒更好服务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改进自身不足是现阶段亟需做好的工作。首先是体育人文精神的缺失，人文精神的作用是引导民众利用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实现真善美的判断，实现身心发展、提高修养，团结和谐的正确价值导向，而体育媒体正是传播这种精神的最佳载体，有利于体育教育思想健康发展。其次是体育教育目标偏差，过分重视竞技体育，使部分观众远离体育参与。全民体育教育应该具备健身、娱乐、休闲的作用，由于竞技体育对名次、金牌数等有较高的吸引力，导致大众体育教育的内涵偏离正轨。最后是体育教育途径与体育新闻传播失衡，主要体现在过分商业化、娱乐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的商业操作反而会适得其反，扰乱体育赛事的正常秩序，而过度娱乐化则脱离的体育精神的本质，弱化了体育文化价值的传播。只有体育的参与者和传播者都肩负起各自责任，全民体育教育才会健康有序发展。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本测量的主题大多针对本科教育现状而设，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在硕士教育层面也同样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培养是为学术的、还是为实践的？更准确的说，对于这个疑问，新闻传播学教育界要么始终莫衷一是，要么始终有思考而无改革行动。

　　本研究部分地涉及到研究生培养议题。“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建议，其来源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陈婉莹（2006）曾以美国最具地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半岛全站，如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半岛全站、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柏克莱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评估和研究方向，分析表明，它们在硕士学位的设置上均有专业型和研究型之分；至于科系的设置，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有界线分明的专业型学系和研究型学系，又有处于两者之间既重视研究又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混合型学系。由此，她建议中国的新闻教育应明确分为研究与专业两种,培养专业硕士与研究硕士的方案也应有区别和联系。

　　对此，专家们的态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共有16位、超过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同时也有少数专家表示不同意这一举措，甚至罕有地出现有两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同意”，态度值为1。而从整体上看来，专家们还是持赞同意见的为多，并且赞同者的认同度一般都很高，整体平均值接近6.0。由此看来，“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目前仍存争议的改革建议，值得教育界考虑，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此外，作为研究者，我假设了这样一种立场：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之间，不仅是互为借鉴、互相合作的，而且应该是互相对话、互相批评的。在态度测量中，对于“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这一观点，大多数的专家表示了赞同，整体平均值为5.9，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更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表现出教育界仍希望保持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一贯的独立与批判的立场。

　　至于对“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则更高，整体平均值高达6.2。其中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的确，就当下知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新闻传播学界比之于其他学科还有不少差距，而这一点，显然是与本学科的属性不相称的。

　　就测量结果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彰显学术的公共性，基本上已成为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王全林（2005）曾对西方在中世纪近代大学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做过历时性的考察，并将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归纳为四种：1．科研型——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学生主要充当的是教授与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2．教学科研型——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既以理论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为目标，也以应用性和功利性去满足宽泛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和培养目标；3．教学科研生产型——协作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造就应用型与开发型研究人才，要求研究生既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4．教学型——教学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实际工作者为培养对象，主要服务于综合的技术和管理岗位。而反观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却普遍存在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的现象。不仅仅在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甚至在一个新闻院系，模式不清（并非模式多元），已经在事实和效果上凸显了研究生教学管理的散漫和无序。

　　本研究就议题设置而言，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形成了总体评价、教学资源评价、体系变革、其他相关问题讨论等若干主要路径分析，而它们同时又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路径，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内外部分界”问题。这个思考路径至少蕴含着以下三个子命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体系是否应有明确的分界？应该如何分界？分界所蕴含的学科规划与教育规划是什么？这个被悬置的问题，才是解决大量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争议的钥匙。委员G在谈话中说：“由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不清，所以，作为教育者来说，不管有多智慧也很难解脱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

　　在美国，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授与普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之间，曾经为争夺新闻传播教育主导权而爆发著名的“绿眼罩”(Green-Eyeshades)与“凯平方”(Chi-Squares)之争。在中国，这类争议虽未掀起过轩然，但在学科评估的导向作用下，在学术界西风东渐的日益频繁的影响下，学术化倾向的“凯平方”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权重正日益增加。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增加不是被动的选择和学科间的攻伐，而是出自教育界的公益心和探索精神。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的学理化特征和普适性功用对于传统新闻教学的改革意义，如李良荣等所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李良荣、李晓林，1998）这不单单是因为传播学可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吴廷俊，2002）也是由于新闻人才在新竞争形势下必须跨越狭隘学科视野的压力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从纯粹的新闻人才培养的视角看，类似李希光（2001）这样的诘问也同样显得同样有力：“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1、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2、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3、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5]4、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

　　就后一个结论而言，在中国的许多新闻传播院系，这两个专业的教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明显，甚至，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教材、师资都是重叠的，而就业方向也非常趋同。毫无疑问，这种模糊化的学科发展策略，已经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除了“新闻，还是传播？”的传统争议之外，还有教育界是想要建设“新闻传播系”还是建设“新闻传播学系”的本质困惑（其根源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的模糊）。事实上，这两个争议和差别，已经纠结成为一个两维的路径博弈：

　　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

　　赵心树用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图表来表述了他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界意见和冠名建议（以下简称“赵提案”），从学科间的理论关系到教育实践的本质内涵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元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亦详尽周到。但我以为，其间尚有一些疑问：

　　其一、赵提案在其“图三”中将传播学分为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对新闻学则没有此种类分。这似乎是在暗示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缺少理论研究。固然，狭义的新闻学迄今为止在基础理论上的建构不多（譬如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新闻伦理理论），体系不大，学科发展不充分，但若要说该研究不重要，或取消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的地位，恐怕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科的生长。更何况从广义的学科交叉来看，类似于新闻史学、新闻修辞学、新闻哲学之类学科建构，事实上是更亲近新闻学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范畴的。如此，为何不能有基础理论新闻学的生长空间和命名呢？

　　其二、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新闻理论”作为四级学科划入“新闻学”，而又统摄于二级学科“应用传播学”，似乎逻辑上尚欠合理：

　　1、即使新闻学只有应用新闻理论，该“理论”的属性也是人文学科属性，而赵提案将其并列的另外两类理论，分别是“广告理论”、“公关理论”，事实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究其职业属性半岛全站，甚至更接近于商学。新闻理论与它们的相并列未免令人有风马牛之感——尽管论者可以用Communication一词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来说明它们长得很像、应该属于一家人，但长得很像未必就是亲兄弟，譬如教育学也像是从事Communication的职业，但是没有人把教育学也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而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如广告、公关以及诸如此类的表兄弟）在学统上是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器为自我认同的。往深处说，近现代新闻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西方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阶层和文化传播阶层，其阶级属性是超越的，[6]而其它应用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则不是。

　　其三、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一些杂糅的无法归类的子学科归类为“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与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并列，此举似亦不妥。看看这第四支里面都有些什么：传播法律，传播伦理，媒介管理，网络传播。其中，法律与伦理学科属性近似，而媒介管理所要求的学科素养就与法律伦理相去甚远了。至于网络传播也忝列其中，则更可争议：

　　1、从寻常的字面意义上来推断，它的定义模板为“X媒介的传播研究”，如果举例子，相当于“电视传播”，而我们不会把“电视传播”与法律、伦理、管理之类的子学科并列的，不是吗？

　　2、严格来说，网络传播还不仅仅是“X媒介的传播研究”，不管它被称为CMCStudy，还是NewMediaStudy，它的研究对象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什么单一媒介，而是一个媒介平台——按照拙作的定义则可称为“泛媒介”（pan-media）（杜骏飞，2001）。这个媒介平台，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导向（它甚至包括了新闻、广告、公共关系）；而把它与媒介法律、伦理、管理之类并列也不太实际。因此，赵提案中这个“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是个子学科拼盘，与其他分支相比较，逻辑分类上不够一致，而分类最看重的“类与种差”分隔的严密性。

　　无疑，新媒体个发展及其衍生的网络新闻、网络传播等学科极为重要。对此，很多专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委员G在谈话中说：“不管如何高度评价互联网对国家的重要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委员J说：“某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原因实际上是比竞争对手更早接触理解、更多重视新媒体的经验和新媒体人才的应用……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跨媒体研究所来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按照我的理解，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传播的“应用”，而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的革命，把它放入基础传播理论研究固然可行，但考虑到要为其在学科革命意义上留出发展空间，以及其自身强烈的跨学科属性（不仅跨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的各子学科，而且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单独列为一类理论研究似更为积极、也更有学科规划的远见。而就网络新闻而言，情况正相反，其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发展理论，而在于新闻的“应用”。

　　1、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偏窄，因此，以它来涵盖传播学，不很恰当；而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偏向于社会科学，亦不能从学科理念上指代新闻学。

　　2、鉴于在狭义的传媒业，作为人文的新闻业务（例如新闻采编）与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业务（例如广告），紧密交融、互为支撑；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事广义的传播业（例如广告、公共关系）不可能拒绝新闻学的基本规律。因此，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包括在一个大学科中还是有充分理由的。

　　3、无论是在新闻学还是在传播学中，都有着理论（学术）导向与应用（职业）导向之别，由此，不同导向的专业对师资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理论（学术）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学术训练的程度、学术研究的深度，而应用（职业）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职业技能的熟练度、职业声望的高度。

　　4、应用新闻学的类型应该按照媒介属性的差别（例如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新媒体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类型之间不可以相互打通；应用传播学的类型应该按照服务领域的差别（例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媒介经济管理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些领域技能的学习不可以同时放在别的一级学科（例如商学、艺术学等）。

　　5、从学理的系统性和成熟度来看，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然高于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若要促进学科的生长，的确不能忽视对传播学思想的引进，但这不意味着新闻学只能将传播学作为学统的母本、忽视了对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营养的不断引入，更不意味着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的学科成长空间。简言之，作为学科的新闻学，它的不系统不意味着不存在，更不意味着不发展。

　　6、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典型的高开放度学科方向：它们向彼此开放；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们向各自的所有应用领域开放（这或许就是任何新闻传播教育不可能放弃理论教学与科研的最重要的理由）。

　　7、如前述各位专家所说，新媒体因素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而新媒体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子学科而言，其教学科研的意义与价值又是不同的。结合对当下学科发展动向和媒体发展趋向的评估，应该在“应用新闻学”中单独设置“网络新闻”或“新媒体新闻”或“融合媒介（泛媒介）新闻”，而在“理论传播学”中单独设置“网络传播理论”或“新媒体传播理论”。

　　我把以上浅见概括为【表二】，并作为新提案以附赵提案之骥尾。我深信这类讨论，对于有效地厘清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性，对于有效的教学运行、科学的教育资源管理、学术管理的变革，必定是有助益的：

　　纵观本次测量的结果，专家们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的评估很不乐观。多位专家甚至建议，要进行一次全国现状调查（这一调查目前已在计划进行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愈演愈烈的低水平竞争、教学规模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源、规划、规范的欠缺，并且进而妨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有余。与此同时，我们的师资建设、专业建设能力并不可能提升这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多后发展的学校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且按照先发展的学校专业培养模式试图与一流院系一较长短，其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解决之道，国家或可根据目前新闻与传播各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层次院系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规格和就业目标，力争在本专业领域实现：科学规划，区隔竞争，良性发展。对此，何梓华（2005）曾提出过的建言引人深思：“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的新闻院系，可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国家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从本研究对22个观点的测量结果看来，专家们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从高到低）：“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等几项，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而在“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半岛全站、“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等问题和假设上，专家们的意见仍存在分歧。

　　或许，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有结论、本文尚未展开论述的议题。譬如意识形态的制约问题、教育管理水平的滞后问题、对学科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的标准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不同层次院系的区隔定位问题、教师的教学伦理问题、研究生招考制度问题……诸如此类[7]。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话题的背后，都映现出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的困境与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教育的“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体制，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是这四者的结合体。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另一方面，其病灶在于学科内部分界管理的混乱。本此，本文在第六部分已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一些初步辨析，就目前这个策略提案来看，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与本文全部讨论的结果是相洽的。

　　自然，研究者也希望，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能够从本源上厘清新闻传播学科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的层次；但更大的希望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与行动并重，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姿态上。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仍然在众说纷纭、原地不动，把困境和负担原封不动地传给后来人。

　　8年前，俞旭、朱立（2001）曾基于系统论原理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下过如下总体判断：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呈“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等待与努力，这些弊端是否已然改进了呢？看来答案仍不太乐观。追根溯源，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管理的共性问题，这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大学管理政策的僵化和异化。专家C在来信中尖锐地指出：“学科建设，应该基本是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现在被列入了类似1950年代计划经济的那种模式和思维中。这种计划有多大的意义？学科的经常调整应当是常态，但是很多情况无权调整、无法调整，如此，简直无法侈谈改革。”

　　今天，我们无疑是处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中。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复杂、更锐利的要求，身处转型期中国、生逢网络时代激烈的媒体变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已面临重大危机的基本共识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知耻近勇、发奋图强，化危机为变革，促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进化？答案或许可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之中。

　　意愿可以提供信念之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尚需持久而有形的奋争。固然，一举改变“系统”的特征是不现实的梦想，但是，同样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变迁同样也导致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言说的前提，始终应该是如下的哲学判断：“我们感悟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约翰布里格斯、F.戴维皮特，2001）本次的测量和讨论的议题，其中有经济学所称的“不可控制因素”[8]和宏大的理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在中观和微观上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不完全取决于抽象的“国家”，而依赖于无数生动可感、可以汇聚力量的“个人”、“单位”和“社团组织”。我想：一点一滴的改进，虽不能变革形势，但足以变革人心；锱铢累积的行动，如若无愧于职责与良知，则必有益于社会和历史。

　　[1]参见下文中相关文献、数据和谈线]本文中，专家在问卷调查中对其观点的书面补充意见，按照统计序号，陈述为“X号专家认为……”的句式，专家的谈话、发言、来信内容，按照其访谈顺序或姓名拼音，陈述为“专家X在谈话（来信）中说……”的句式。

　　[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间的新闻人才市场竞争，更能反映出新闻教育的危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参见陈昌凤（2004）。此外，作为印证，委员G在谈话中说：“三年来在X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

　　[4]委员Z2来信指出：“事实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闻学本科专业赚钱的，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6000元，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专业9000元，广告学专业8000元。而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只有3500元，这笔帐，哪个校长、招生处长都会算。”

　　[5]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层的。委员L1在谈话中说：“看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待遇、工作处境，他们面有菜色！我们不是在培养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是在培养廉价的新闻农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它们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参见卡尔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大多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性文献都强调了他们那种看来像是与生俱来的批判现状的倾向，而这种批判则是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的。”参见利普塞特、巴苏：“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载梁从诫（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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